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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年高考都是千军竞过独木桥,何曾发生过“剧场效应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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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8-10-1 17:36 |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|倒序浏览 |阅读模式
42年高考都是千军竞过独木桥,何曾发生过“剧场效应”
(一)
这两年,针对高考和中国教育,常常有人提到一个词组:剧场效应。
通常的解释是,一个剧场,大家都在看戏,每个人都有座位。忽然,有一个观众站起来看戏,周围的人劝阻无效,管理员又不在岗。最后全场的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。
所有人,比原来都付出了更多的体力成本,得到了和原来一样的(甚至更差)观剧效果。更悲剧的是,虽然大家都更累了,但不会有任何人选择坐下来看戏。
在剧场效应的观点里,破坏秩序的人没有得到持久的收益,而遵守秩序的人则是受害者。真正的责任人,应该是剧场的管理员,毕竟,他是秩序维护者。
颇有一些专家学者喜欢谈及:“剧场效应”绑架了教育,我们的教育失去秩序,在每况愈下中加速坠落。
在他们看来,剧场效应绑架教育的表现是,上课时间不断延长,作业量越来越大,导致学生负担重。于是乎,中国教育陷入最危险的关头。
剧场效应听起来颇有道理,但是,在现实中是这样吗?剧场效应的前提是,每个人都有戏看,而且每个人都能看得清楚。而教育资源则是稀缺的,它不可能保证每人都有相应的“座位”。此时,只能保证那些跑得最久、最快的人,才有机会进入教育资源的“剧场”。
有人在喊叫着,孩子们作业量大呀,累呀,这样要把孩子累死啊。可是,回顾42年高考,从1977年开始,哪一年的高考生不累呢?大凡是在高考中胜出的学生,谁不是拼死拼活才获得一张通往大学的入场券呢?
(二)
我知道“考大学”这个词是在1977年。那一年,我爹走进家门,宣布了一个消息:以后可以考大学啦。不久,我在填家庭成分的时候,我爹告诉我,可以把地主改成农民。
那一年,我二舅开始在县城读高中。我每次跟着妈妈到姥姥家,姥姥就会讲述二舅读高中的事情。记忆最深的是,姥姥常说,离家远的学生带着高粱面窝头上学,过几天后,窝头就会长白毛,可是,没办法,他们就把窝头在学校食堂里蒸一下,继续咽进肚子。
姥姥家距离县城中学只有两公里,二舅没有吃过那些长毛的窝头。他第一年的高考只考了197分,落榜。复读一年后,1980年,二舅才顺利考入河北建筑工程学院。我曾经听姥姥讲,二舅的同学同时考入北京政法学院,对方的家长说,我二舅考上的是一所破学校。
数年后,我才知道,北京政法学院成为中国政法大学,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并入北方学院。前者是著名的211名牌大学,后者确实只是一所普通大学。
不用细说我二舅读大学时的刻苦,我姥姥说,某一次排队打饭,我二舅忽然晕倒在地。醒来后,继续上课学习,根本没有去医院。
我二舅考入大学的时候,我在本村读初中。晚上,我们一群孩子凑到学校的教室里学习。当时,我们点的是煤油灯。在废弃的墨水瓶里,插上一根铜制的自行车胎芯,把棉捻穿过来,灌上煤油,就能做一盏煤油灯。
我初中的教室里没有电灯,晚上,我们都是煤油灯下学习。时间长了,鼻孔会被油灯熏得发黑,但一群孩子聚集在一起学习,都比较用心,学习气氛很浓。最深的印象是,冬夜里,手背冻得生了疮,不疼,很痒。
(三)
少年时,我对刻苦学习的认识,仅仅是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,彼时,还没有做课外题一说。初中的学习很松懈,我不知不觉就掉了队。初中毕业后,如果想到县一中读高中,必须参加升学考试,很不幸,我连预选都没有通过。
1982年秋季,我舅舅考入大学后的第三年,我到了威县二中复读初三。威县二中在县城的东南角,威县一中则在县城的北部。我住在学校的大通铺宿舍里,某一天晚上,我突发奇想,就跟同学一起潜入威县一中校园。
我们进入威县一中校园后不久,教室里就熄灯了。我们正想离开,却惊讶地发现,前后三排的18个教室里,一分钟不到,就纷纷亮起烛光。透过教室后门的玻璃望去,只见很多学生在点着蜡烛继续学习。
1982年的秋天,我第一次学习到晚上12点。从那以后的4年时间,我几乎每天都保证了13-15个小时的学习时间。我不记得当年熬夜都学了些什么东西,但是,如今,我连续892天,坚持日更微信公众号的原创文章,就是那种学习精神的延续。
我二舅说,1979年高考落榜后,他就跟着村里的乡亲一起干农活,后来去了挖河的工地。二舅累得汗流浃背,力不能支,他曾经沮丧地想,这样的苦日子,何时是头儿呢?
我二舅的舅舅是文革前的大学生,在城市工作。1979年的秋天,舅老爷回家探亲,帮着二舅联系了威县一中插班复读,才使得二舅成为1980年的一名大学生。那一年,大中专录取率是8%
我和二舅的苦读都没有白费。1983年,我二舅读大三,我考取了威县一中。在学校食堂的蒸笼上,我真的见到了农家孩子带到学校的干粮。那些干粮是高粱面掺着白面,有的发霉,长了白毛。我则是带着粮票换饭票。
1986年,二舅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读研毕业,我顺利地进京读大学。我记得,高中的三个冬天,我的脖子都黑乎乎的,被大人称为车轴。身上的秋衣长久不洗,脱下来已经发硬。
如今,我二舅的女儿已经在美国研究生毕业,留美就业。我的儿子申请赴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留学,正在学英语,准备考雅思。
(四)
我摆出二舅和我的成长经历,是想说,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迄今,每一个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的学生,都是在千军万马竞过独木桥的竞争中拼杀出来的。
当年,我二舅曾经累得晕倒在排队打饭的行列里。我放了寒假回到村里,有乡亲见到我,惊讶地说,你怎么变得又黑又瘦?
那时候,没有减负,没有素质教育的口号,没有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落差。各个学校都在默默地拼教学质量,那些苦读的学生都在默默地做卷子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因为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,我们同学的家庭中都是一群兄弟姐妹。孩子显得不那么娇贵。学习之累、之苦,被家长们视为正常的现象。即使我二舅晕倒在食堂前,我姥姥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惊讶。
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,独生子女日益普遍,也许是父母心疼孩子在学业上的付出,减负声开始喊响,“快乐成长”“儿童天性”之类的词汇开始喧嚣。于是,人们都开始觉得孩子累了、苦了。
可是,相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为了考大学的艰辛付出,眼下孩子们的辛苦,又算得了什么呢?
衡水中学管理之严,只不过把学习的节奏控制得更加规范。毛坦厂中学只不过把学生父辈的苦读精神,来了次集中爆发。
毛坦厂中学的学习时间,与我读高中时每天学习13-15个小时差不多。衡水中学竟然每天能保证学生有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,这简直是我们当年难以想象到的福利。
(五)
高考是一种竞争,是社会阶层逆袭的唯一通道。剧场看戏是一种娱乐享受,是身心的休闲放松。前者要搏命进取,才可能脱颖而出,后者则是闲庭信步,不会付出精力的巨大消耗。
高考的规则是分数说话,只要我以合理合法的方式,在高考中赢得高分,那就会得胜回营,迈向高等学府。高考充盈着无时不在的竞争,毛坦厂中学那种搏命式的苦读、衡水中学那种严格规范的的管理,都是在高考的分数竞争规则面前愿赌服输。
剧场效应则排斥了竞争,讲究的是秩序。它的前提是,每个观众都取得了欣赏舞台演出的入场券。它的规则是对号入座,管理员的管理规则,与高考秩序根本不是同一个模式。你见过剧场里的观众抢夺座位吗?
我参加过一期河北卫视的访谈节目,石家庄的一位高中女生天真地设想,大家都按时作息,都不做题,都不那么累,高考的时候,不也是同样有那么多人考上大学吗?她为什么有这样的期待呢,因为,在她的潜意识里,这样轻松地学习,她不会在高考的竞争中输掉。
可是,更多的学生意识到,如果按照那种剧场看戏的模式去学习,不刻苦学习,不做题做卷子,自己就根本不会在高考中胜出,于是,他们干脆就孤注一掷,愿赌服输,竭尽全力地拼高考。这就带动那些懒人,不得不强打精神,跟着去拼搏。
42年的高考历史,都充盈着千军竞过独木桥,谁曾见过“剧场效应”?用剧场效应来要求学校和学生,躲避竞争,按部就班地学习,那只能是懒人们的一厢情愿。竞争从来都掺杂着残酷性,不可能像剧场里看戏那样四平八稳。
高考虽然残酷,但它是寒门子弟的最后一场公平竞赛。彩虹总是在风雨后。如果我们无法绕开高考,就只能直面高考的残酷竞争,愿赌服输。试图绕开竞争,把中国教育设计成剧场看戏那样井然有序,那只能是理论家们的独断臆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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